今年7月，香港人類學博士饒一晨在一席做了《網癮少年與網癮中年》的演講。

演講結束后，有一位現場聽講的母親找到他，連珠炮似的拋出了一連串問題。

“照你這么說，網癮主要還是家長的問題？”

“可是這些游戲真的很可惡，設計得太好玩了，我每次看他一連玩幾個小時，就讓他別玩了。他就要跟我吵，鬧別扭，你說怎么辦？打又不能打，罵又不能罵，難道真的要去看醫生嗎？”

這名母親所遇到的問題，其實是這一代父母的典型困境。

2014年，饒一晨開始做關于網癮的田野調查，這些年來，他遇到過很多這樣的父母，他們有相似的憂愁：嘗試了無數方法，希望孩子可以不那么沉迷游戲，比如給他們報“興趣班”、請“教育專家”給孩子做思想工作，讓孩子向“別人家的孩子”學習。但結果往往適得其反。

這些看似無解的沉迷背后，有哪些更深層的游戲哲學和社會思考——游戲對于青少年來說究竟是什么？它有什么樣的社會功能？為什么有些電子游戲讓人欲罷不能？我們的社會需要怎樣的游戲、教育、和“游戲教育”，來擺脫“網癮”的惡性循環？

在網癮治療機構里面，通過觀察網癮少年自己開發的一套游戲, 他發現了這個可能的答案。以下是饒一晨的自述。

1. 鉆空子

一席演講結束后不久，國家新聞出版署下發了《關于進一步嚴格管理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游戲的通知》，嚴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網絡游戲服務的時間，所有網絡游戲企業，僅可在周五、周六、周日和法定節假日每日20時至21時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時服務，其他時間，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網絡游戲服務。

黃女士是華北某重點高中的學生家長。她告訴我，雖然現在孩子們無法隨時玩王者榮耀和“吃雞”，但他們依然找得到新的“打打殺殺”的國外游戲，比如說他們會去Steam平臺上找一些相似的游戲，或者干脆就去看游戲視頻。

黃女士的孩子還算不錯，雖然經常打游戲，但不能說沉迷。他還經常會來提醒父母不要看“抖音”，說那都是不健康的娛樂。但每年開學，家長群里面都會傳，說又有哪個孩子因為網癮問題和家長鬧翻，最后甚至跳樓。“你說這些網游害了多少家庭？如果這些青少年這么喜歡去‘打仗’，為啥這些網游公司不直接送他們去戰場上體會一下？也許馬上就斷癮了。”她說這些話的時候，語氣恨恨的。

李老師在大灣區一所私立寄宿中學教書，這位八零后，小時候也是看武俠小說、聽評書長大的，最癡迷時，他滿腦子都是武俠角色，但這也不影響他認識到武俠世界是虛幻的。后來，他成了一名教師。有相似經歷的他，能理解青少年為什么會被這些虛擬世界所吸引。

3. 游戲如何成為“快樂星球”？

站在時間的長河里回顧，自從21世紀初，互聯網走進中國家庭，關于網癮的討論從未中斷。每隔幾年，社會上就會因為網癮少年、網癮治療、反沉迷等議題掀起一番激烈的討論。

2013年，我開始做人類學研究，選擇了網癮這個議題——因為剛脫離青春期不久的我，同樣也曾是游戲的重度玩家。當聽到有同齡人因為玩游戲被送去“電擊”的時候，我感到的不僅僅是憤怒和不解，還有從人類學角度生發的好奇：同樣是打游戲，為何我會被看成是“好學生”，而一些人則會被標簽成“網癮少年”被家長送去治療？

于是，我想辦法進入了某一線城市的網癮治療機構進行了田野調查。我發現，在這個機構里，每個“學員”和他的家庭陷入“網癮”困局的原因各不相同，但背后又有著一些規律。

在機構里，“網癮”往往更多在“診斷”層面發揮作用，被送來的學員里既有網癮問題為主的，也有很多是以“厭學”、“叛逆”、“早戀”、“品行障礙”等原因被送進來的。而這些青少年在治療上并沒有太大的區別，因為他們的問題核心其實是同一個——因為逃學、打架、早戀、打游戲等行為，引發了劇烈的家庭沖突。

對于機構的咨詢師來說，“網癮”和其他的“不良行為”是表象，問題根源在于孩子的成長環境。當然，機構能夠處理的僅僅是一個人的家庭微環境——通過給孩子和家長同時做心理咨詢和心理教育，使這種微環境能發生一些積極的改變。而更大的環境是機構無力改變的：例如學校環境，以及學校之外豐富多彩的世界，包括虛擬世界。

曉康，一名16歲的學員，跟我講述過他是如何一步步“染上網癮”的：

“一開始，我跟朋友在玩‘LOL’（英雄聯盟），真的是為了排解學習的壓力，而且那時候全班男生都在玩。我不玩這個游戲，真的會沒朋友了。當時我是真心想要在操作上進步，和朋友們一起贏得游戲，升級段位。所以我玩LOL的時候就必須要非常投入。

可是，我媽就很煩，每次我打得正激烈的時候來喊我，叫我去寫作業、去吃飯。我打一盤就要40分鐘，好不容易玩一次，怎么可能玩一盤就算了呢？我玩的時候根本沒法分心去回應她，有時候甚至會吼她，讓她放棄打擾。她聽到我吼，更生氣了，一氣之下拔掉了我的網線。

你猜我當時是什么感受？我當時腦海里一片空白！我們團隊本來是可以贏的，就因為她一拔網線，所有人都會因此“掉星”，我還會因此收到系統的警告懲罰。我跟她大吵了一架，直接就摔門出去網吧玩了。之后，我越來越習慣去網吧玩，雖然要花錢，甚至有時候我會騙父母的錢出來玩，但是那里自由，沒有人會在我玩得正爽的時候來打斷我，去拔我的網線！”

而站在曉康媽媽的角度，故事又是另外一個樣子。她帶著哭腔講述了這一切：

“你不知道，曉康每次玩游戲的時候，感覺就像變成了另一個人，像個怪獸。以前他不是這樣，小學時他很聽話，總考班上的前幾名，別人都說我們家曉康不用操心，以后一定清華北大。結果，他初二就跟著同學玩英雄聯盟，每次一玩就停不下來，還一邊玩一邊大叫。

當時我們說他成績還可以也就算了，孩子是要放松。但現在初三到了，馬上就要中考了，他的數學成績，可能靠著腦子靈活，還算可以，但其他科目都不行。中考要是沒考好，進不了重點高中，他這一輩子怎么辦？我也是為他著急，誰知道，越著急他越叛逆，經常逃學不回家，只有去網吧才找得到他……”

在這里，我們看到“網癮”問題的形成并不只是“曉康遇上英雄聯盟然后沉迷”這么簡單。這里面我們看到要構成網癮，首先需要現實與游戲世界之間的激烈沖突。

在當時的調研中有幾條不容易留意的線索，值得我們去深思：為什么所有人，尤其是男生，都在玩英雄聯盟？當時我研究的機構里面因為網癮送進來的，幾乎100%都是英雄聯盟的重度玩家，他們日常討論的也都是英雄聯盟里面的英雄、操作、裝備還有皮膚。為什么和網癮相關的沖突，多出現在初三或者高三？為什么去網吧玩英雄聯盟，會給曉康帶來一種壓力的排解感和自由感？

但同樣是競技類運動，為啥從來都沒人說起“籃球”成癮或者“乒乓球”成癮呢？同樣是競爭，為什么沒有學霸被看成是“學習”和“考試”成癮？

首先是因為，英雄聯盟這類電競運動，濃縮和增強了普通運動中的“心流”狀態，并且無限放大感官刺激。如果說看武俠小說給來的刺激程度是50%，那么游戲帶給人的刺激程度可能是500%。

同時，玩這個游戲不需要劇烈運動，沒有明顯的體力消耗和重復感。游戲操作用到的往往是一些“小肌肉群”，所以玩家更容易跟游戲機器之間產生高頻、“短路”且快速的獎勵連接。這種機制的“短頻快”做到極致就是賭博機——這也是為什么，美國的大型賭場集團早早引進了電競項目。

當然，比起賭博機，英雄聯盟需要的技巧更高超，獎勵機制也更加復雜，還講究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與合作。它令無數人沉迷其中，忘掉現實的苦痛，所以媒體會稱之為“精神鴉片”。

但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，如果這類網游是“精神鴉片”，那么社會上的精神鴉片實在是太多——網絡小說，偶像文化、視頻娛樂、綜藝網劇、甚至是購物軟件，試問哪個不在提供這類的沉迷感，所以問題的關鍵應該是，為何這些和我們日常生活脫鉤的幻象世界，會在當下更加蓬勃發展，成為一種讓我們超脫現實的工具？

這也就來到了另外兩個問題——為何網癮更多在初三和高三生的家庭里出現？為何去網吧玩英雄聯盟對曉康來說是“快樂星球”？

因為，只有當我們對生活的世界感覺到貧乏、失望、焦慮和不滿的時候，那些代表著自由、全能、輕松、富足的幻象才會占據我們的身體和意志。

一種更舒適的正向“短路連接”，替代了之前那種充滿壓力的負面短路連接。

4. 一種自由的幻象

當然，這些負向的壓力，其實并不完全來自于家庭和學校，而是來自于逐漸“內卷”的社會。這種惡性循環將人一步步推向“不成功便淘汰”的二元對立深淵。

在那家戒網癮機構里，我認識了一名從退學的學員，他叫昌文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問我：“你覺得網癮真的是家長的問題嗎？”我當時愣住了。因為我在機構看到的更多是，孩子的網癮很大程度上與家長相關。

那之后，他告訴了我他的故事：“我算是主動來機構治療的。我爸媽也沒有逼我過來。我以前是我們那個縣城高中的優等生，爸媽也很以我為驕傲。可以說，我高中沒有接觸過任何游戲。但我考上了北京的重點后，我發現我選的專業并不是我最喜歡且擅長的，而且一下子跟那么多精英競爭，根本就沒有贏的可能。逐漸地，我喪失了以前那種出人頭地的幻覺，失去了學習的動力，不去上課，不去考試，每晚去網吧通宵玩游戲，白天就回寢室睡覺。

在這里我們看到，昌文的父母并沒有去逼昌文學習，所以，他的網癮的確不是父母的直接責任。但父母和社會的隱形期待，以及這些期待背后的競爭意識，其實不停在營造一種自我的幻象，約束著昌文的人生，令他找不到內心真實的學習動力。一旦這種幻象支撐不住，他不得不將自己推進另一個幻象中，去維持自己的生存。

我們不能奢求社會會在突然之間變得不那么“卷”，不那么有壓力。但也許，我們可以期望現實和游戲之間的落差沒有那么大。一方面，游戲的世界可以不那么完美，另一方面，現實也不那么幻滅。

起碼，在青少年教育的層面，我們能否盡可能地減少一些功利化的成功幻覺，更少地用外力去激發青少年的成功欲望？我們可否真的讓青少年對學習這件事情產生興趣，而不是去學習之外尋找樂趣？我們可否讓教育回歸人們真實的需求和期待？

另一方面，我們的“素質教育”不應該停留在培養其他能力的“興趣班”，而是真的讓人學會如何去玩，如何去獲得快樂。我們也許需要另一種游戲哲學，讓游戲不再是那些對現實絕望的孩子排遣壓力的工具，而是一種通過“玩”這件事，去實現有機的社會化與人際交流？

5. 社會化的游戲和有機的游戲教育

通過玩，去實現孩子們有機的社會化，這可能嗎？

在網癮治療機構時看到的一件事告訴我，這是有可能發生的。

當青少年們進入了網癮治療機構，當然是被禁止玩電子游戲的，于是，他們開始尋找一些紙牌游戲，甚至用正苗啟德殺來作為日常娛樂。后來教官們發現，在他們在玩正苗啟德殺之后，明顯軍訓時的集合速度降低了，正苗啟德殺也被沒收了。

此時，學員們并沒有絕望，他們開始自己研發游戲，甚至是根據機構的情況模仿“正苗啟德殺”，開發出了一套屬于他們的桌游，叫做“機構殺”——把撲克牌的表面全部撕掉，重新在上面創作各種人物卡、行動卡和裝備卡。

圖 | 網癮機構學員開發的桌游“機構殺”

游戲里的人物卡，畫上了學員中的每一個人，再加上機構里的教官，醫生甚至主任。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特點和技能，沒有誰優誰劣。甚至是他們私下討厭的教官或者醫生，他們也并沒有故意將他們設計得很爛。

而原先正苗啟德殺的那些行動卡、裝備卡和錦囊卡，也全部都替換成了他們在機構里面的日常生活，比如“閃”變成了“逃跑”，“殺”變成了“打架”，“桃”則變成了面包，原先的“赤兔馬”變成了“耐克鞋”，“方天畫戟”變成了“掃把”。

圖 | 網癮機構學員開發的桌游“機構殺”

游戲的玩法和正苗啟德殺類似，都是充分利用不同的角色特點取得優勢，互相配合取得角色的勝利。但機構殺更大的樂趣是——學員可以通過抽卡，扮演機構里的其他人，甚至是機構的教官和醫生。

通過設計和參與這個游戲，孩子們對彼此有了更充分的了解，在所有成人都預料不到、甚至不知情的情況下，展開了一場自發的療愈。

通過這個例子，我們反觀目前游戲的消費品化，教育的異化，以及有機的“游戲教育”的缺失，能得到怎樣的正苗啟德？

首先是人們對“游戲”二字的誤解。在童年時期，兒童們有自發的游戲生活，但現在，游戲已經等同于電子娛樂，等同于“游戲產品”、“電子游戲”、“桌游”，意味著它是需要消費和購買的、充滿刺激和競爭的、用來抵抗乏味且高壓的日常的興奮劑。它提供虛幻的快樂，對抗真實的生活。難道在電子游戲出現以前，這個世界上沒有游戲嗎？

當互聯網被消費主義占據，并左右著人們的世界觀和游戲觀念的時候，其實在無形之中不斷割裂著我們的生活——當我們把對快樂的沖動交給娛樂工業的同時，也讓渡了主動創造和尋找樂趣的能力。

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游戲的問題，也是社會的問題，更是我們每個當代人的普遍困境。

這些問題都促使我們去反思和詰問，我們的社會如何才能給“機構殺”這種游戲創作提供更多的機會？

有網友評價網游禁令時說，“打掉游戲，中國會再錯過一次技術革命！本來就落后20年了。”

但我認為，這種想法其實是被西方的資本浪潮帶偏了。游戲作為“技術”根本就不需要“革命”。需要“革命”的是我們的游戲理念。如果追逐西方主流的游戲技術和追求沉浸效果的3A大作，中國的游戲只會再次落入消費主義的陷阱，成為濃度更強的“精神鴉片”。

這里我使用鴉片這個比喻，并不是想激發民族情緒，而是想提醒大家——即便鴉片也可以是藥品，我們需要的游戲也并非“止痛劑”，而是幫助人能更平衡、柔韌地探索社會的媒介，從根源上去減小痛苦發生的程度和幾率。

但同時，我也不認為網游要因此變得“綠色”——因為“網癮”的形成和游戲內容本身關系不大，而是整個游戲設計背后的深層意識。

社會本身是復雜的，一個能讓青少年了解和探索社會的好游戲，應該植根并調動他們的能動性。像“機構殺”一樣幫助實現有機的社會化。

所以，我們是否在棒打網絡游戲的同時，也需要反思以成績為單一導向的教育方法？異化的學習體驗，讓學生感覺學習是“設計得很爛的游戲”，也令家長感覺到，游戲是學習這一至高無上任務的敵人。

以及，除了打破以賺錢和流量為第一要務的游戲開發生態，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戲時間，我們是不是還可以調動更多的社會力量，共同探討什么是更有機的游戲？

同時，我們能否讓青少年在減負之余，可以得到更多自主探索的空間，讓取得一個優秀的高考成績，不再成為唯一的好選擇？網癮少年們并不是逃避競爭本身，而是厭倦或畏懼著那個看似沒有終點的、缺少人性的單一賽道。

總會有“更爽更刺激”的游戲和娛樂出現在青少年的視野里，可如果他們在現實中能夠獲得更多支撐與溫暖，他們就不容易被幻覺麻痹。網癮也不會成為一個如此巨大的社會問題。

孩子如何游戲，是一面鏡子，反映的是大人們如何生活。而一個真正的“快樂星球”，不會憑空而來，需要人人都參與建造。

（為保護受訪者隱私，文中受訪人物均為化名）

2.管不住自己管朋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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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限制法不包流量，請朋友設密碼

4.自控法自己加油，堅決不上網，不玩游戲

5.轉移注意力看看書是一個很好的選擇